党导民主制的党是领导党，领导党从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选出在德、知、能上的先进分子，保证其民主性和先进性。

最后，从法规范角度分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推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其规定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摘要:  司法实践对政府信息不存在一类案件的审查处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认定标准和审查规则也缺乏体系性。

[23]笔者查询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 2019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北京市申请办结数为 33821 件，其中 不予公开 1877 件，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11592 件，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578 件。参见李广宇: 《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读本》，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65 页[60]从整体上来看，这两种方案都提出了一个新的目的要素——预防，可以将其称之为预防论。基于这一定位，我国《行政处罚法》此次修订，至少需要考虑如下两个问题：其一，行政没收究竟要不要写入行政处罚种类条款中？更为具体地说，《行政处罚法》第8条中的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是保持现状，还是删除？其二，非违法性没收由于不是行政处罚，只是保安处分，显然不能置于第8条中予以规定，它应当被写在何处？对此，本文建议，不将行政没收写入第8条处罚种类条款，较好的立法策略是另设专章或专门条款，建议置于第六章行政处罚的执行之后，取名为第七章行政没收，专门处理混合报应论和预防论的没收问题。如果说报应论聚焦的客体在于过去的违法行为，是回顾性的，预防论则完全不一样，其是面向未来的违法行为的，是展望性的。

从立法例上来看，德国、[92]奥地利、[93]以及我国台湾地区，[94]都采用的是依法设定的方式。只有这样，才是以牙还牙，才是一种为痛苦而信奉痛苦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回索（pays back）。根据这一原则，在公正的天平上，指针就不会偏向一边的。

在这一目的之下，行政处罚显然不能仅限于打击和报复违法行为人，而毋宁是要追求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社会效果，行政机关是要通过行政处罚这一规制工具，获得边沁所说的社会幸福[67]，而这就是预防论的本质。但是，预防论也只是提供了结果解释的工具，却始终无法从原因上给出答案——国家凭什么可以处罚一个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在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中，这被视为是违反人的尊严的行为，是对自由意志的侵犯，是将这些无辜者当成无害的有害动物。[28]因此，在行政处罚实践中，原则上不能没收第三人所得物和第三人所有物。按照报应论，行政处罚主要是行为责任，报应论所要报复的客体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68]邱兴隆：《报应刑的价值悖论——以社会秩序、正义与个人自由为视角》，《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75]同前注[28]，第127页。

此类没收也不是为了打击和报复，而只是为了预防违法行为的未来发生，它是预防论下的典型制裁手段，一般称其为行政保安处分。但是，这却是近年来立法者对连续违法行为较为常见的处理态度。在刑罚上，这一机构是法院。[51]在这几类规定中，实际上只有一次违法停车行为，等价的报应行为也应该是一次处罚，行政机关至多可以从重处罚，但绝不是多次连续处罚。

[9]所谓第三人所得物，是指未参与违法但却基于他人违法行为而获益的财物，如证券从业人员违反从业规定，私下接受委托使第三人股票增值。如本人曾提出，在规制目标上，《行政处罚法》需要回应风险社会的环境变迁，从单一走向多元，构建‘以法律威慑为主，以风险预防为辅的规范体系，增设风险预防原则，增加行政处罚类型，拓展行政处罚的目标预设。前者从个案正义出发，旨在通过制裁促使当事人避免再犯的可能性。[57]廖义男认为，行政罚裁处之目的，乃欲使受处罚者心生警惕，避免再为违法行为。

黑格尔尽管在自由观上曾经对康德的理论体系表示过不满，[22]但在刑罚目的上，却表达了与康德类似的立场。很显然，这不是法律想要追求的目的，尤其是在《行政处罚法》上。

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3]同前注[18]，第103页。

[41][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6页。因此，在报应论框架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是否成立，必须从严把握，这也是通过等量报应证立行政处罚具有正当性不可或缺的逻辑。正如耶林所言：目的是整个法的创造者，[7]《行政处罚法》也并不例外。类似地，由于报应论要求报应与违法行为应当等价。在国家可以启动的制裁工具中，既包括与刑罚十分类似的行政处罚，也包括与刑罚相差甚远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收费等等。与刑罚最终交由司法权决定不同，行政处罚的最终决策者是行政机关，其背后是行政权。

第二，决定行政处罚的制裁对象。有人认为，由于当事人死亡，罚款不予执行。

但是，这在行政处罚实践中并不会得到严格遵循。同时，除了纯粹的理论批评之外，在行政处罚实践中，也确有如下一些行为在报应论的理论框架内无法得到解释： 第一，处罚第三人

下一步，司法实践领域可借鉴英国法的经验，设立数据保护专员（Data Protection Officer）为数据控制者提供数据方面的建议，处理申诉。此外，还有机器学习专业委员会、自然语言理解专业委员会、离散智能计算专业委员会、智能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智能控制与智能管理专业委员会等。

机动车年检并非作为被告的交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原告所称的被告滥用职权没有依据。(二) 瑕疵指令的救济路径之二：申诉 作为传统的救济方式，申诉是常用的方式。然而，这并不表明电子眼即使未经年审也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只是在本案中因为主体不适格，法院未予以认定。原告于2011年6月1日通过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络系统向被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被告应在当月23日前答复原告，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及提供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故原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的行为违法。

这也是一种新型的技术风险，行政机关可以将规则通过机器编码化来防范与应对。其次，举证责任的分配或者相关问题的解释都应本着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来进行。

如果数据来源出现问题，那以此得出的结论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如高瑞丽与郑州市公安局交警十大队公安交通处罚案的一审行政判决书中，电子眼所搜集相关信息成为后续行政处罚的依据，在行政诉讼法中是一种证据材料⑩。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算法形成的黑箱进一步扩展而成为网络化。

该案原告认为，被告所采用的电子眼均没有依法向计量法规定的政府计量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安装检定和强制性年度检验，该电子眼的信息作为处罚依据是不合法的。再如，某个内部系统指令设计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即使最好的程序设计者，都会存在不足。3.系统瑕疵：此时，更接近于一种事实行为，也会引起后期的赔偿问题。总结前文所讨论的数个自动化罚款缴纳案例发现：一般来说，对于自动化行政指令而言，更适合被用在能够采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之中。

2020年公安部修改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③第22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的，应予以消除：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2.缩减程序：自动化行政缩减了行政行为的程序环节。

综上所述，基于自动化行政的过程，即数据来源、算法（黑箱）再到所形成的系统，这样一个数据流向下，有些相关问题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得以部分调整。算法就是一系列指令，告诉计算机该做什么。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检定合格后，方可用于收集违法行为证据。同时还须在技术上采用无歧视的数据挖掘技术，避免个人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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